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东西交融，通往东南亚与西亚、拉美、欧洲等47个国家与地区，号称“闽南大都会”“天子南库”，经略海洋。
月港地处九龙江中下游至入海口处。古码头遗址前已有淤泥苇荡，江面后退数十米。何曾想到，数百年前，这里千帆竞渡、万商聚集。
隆庆元年（1567年），漳州知府唐九德议在月港设海澄县，割龙溪、漳浦两县地属之。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议开禁例，准贩东西洋，得到批准。
从此之后，明政府部分放开海禁，月港成为了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口岸。
然而，“隆庆开海”最开始选择的地点并不在海澄县的月港，而是诏安县的梅岭港。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记载，海澄设县之前，漳泉人下海通番，多集中在诏安的梅岭。
据《诏安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1558—1565年），倭寇吴平据守梅岭，四处掳掠，势甚猖獗。这七八年间，也是梅岭港备受倭患骚扰最严重的时期，梅岭的海上贸易活动日渐衰落，对外贸易的商船开始向月港迁移。
至此，月港成了朝廷指定国内商人赴东西洋贸易的合法通商口岸，海澄县在当时也成为对外贸易的“经济特区”。
另外，作为一个内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厦门（时称中左所），官府仅需在厦门设立验船处，就可以对进出商船实行监督，这更加便于统治者管理。
隆庆六年（1572年），为了便于监督和收税，朝廷把月港海防馆移至港口，改名督饷馆。可以说，月港督饷馆是中国海关“鼻祖”。
无数货物顺九龙江支流抵达月港，等待出洋，带着异国情调的商品也同样云集于此。鳞次栉比的双桅船停靠在码头上，一艘艘小舢板忙着上货、卸货。
在月港崛起兴盛的同时，漳州海商占地理之优、开风气之先、贩两洋之利，开台湾、下南洋、走西洋、去东洋，代表亚洲之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文化大循环。
同样，这也开创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使我国海外交通贸易进入一个崭新时期，海商聚集到这个大舞台，引领了中国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发现一幅让世界为之轰动的中国明代彩绘地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地图以“海洋”为中心来描绘世界的明代南海航海图，令人惊奇的是，航海图上许多条曲折的航线都指向月港。
这一时期，从月港起航的船只遍布东西二洋各国，通往世界各地的贸易国家和地区多达47个，贸易航线条。
彼时，每年从月港进口的货物有116种，给明政府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比如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福建税银6万两，而这一年月港交税超过3．5万两，占全省税银的大半，月港因此有了“天子南库”美誉。
月港的繁荣也促进漳州的茶、糖、水果等农产品、加工制品、纺织品、陶瓷器等畅销海外。
漳州城俨然已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出现了“百工鳞集，机杼炉锤”的繁荣景象。无数的生丝、瓷器、茶叶等中国货物从这里装载上船，分赴东西洋，最终辗转到达美洲、欧洲。
当时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欧洲极受欢迎，而17世纪的欧洲正处在价格飞涨、商品匮乏时期，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正好迎合了欧洲诸国的需求。在这样的贸易过程中，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闽南人称之为“番”。
据记载，最早输入漳州的番银，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属地所铸造的块币。块币因采用手工打制受力不一，厚薄大小呈不规则块状，按照重量不同，分设多种不同币值，并逐渐取得以个数流通的地位，便于百姓交易，很快被当成通行货币。
明朝初期，货币流通为钱、钞并行，朝廷铸钱币，而禁止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市场。
随着月港兴起，大量番银涌入国内，月港贸易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算单位，从“银元”重量计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币，换取实物。
在月港海外贸易中，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抑或是日本，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马尼拉的第三任总督桑德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上提到：“我只是相信，中国人对我们的贸易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墨西哥银圆和当地的黄金。”
现在，钱币学界把明中叶白银解禁开始至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制的这段时间，称为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
1567年至1644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月港推动了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并使白银逐步成为世界流通货币。
绵延200多年的漳州月港，主动参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一批又一批海商从月港出发，创造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文明互鉴的历史佳话，书写了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笔。
当时，西班牙、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航海贸易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一航路沟通了美洲、欧洲和东方世界，促进了沿途各地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往来。
而月港则连接起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中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塞维利亚（西班牙）等重要港口，成为东南沿海与东西洋之间的贸易中心和交通中心，是当时从中国经马尼拉（吕宋）至美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启航港。
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明万历年间，月港繁荣达到了顶点。随着精美的中国商品涌入西方，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热”，欧洲人迫切地想要了解一个线年，西班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在九龙江出海口中左所上岸，探访福建沿海的风土人情，购置大量中国典籍带回马尼拉，根据在福建沿海的所见所闻写出《中国纪行》一书。
10年后，一生未曾踏足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完成旷世巨著《中华大帝国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西方人的眼前，福建沿海独特的人文风情引得西方人怦然心动。对此书帮助最大的，正是马丁·德·拉达的《中国纪行》和带回的那些中国典籍。
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大量闽南人到达海外，自然也把闽南的文化传播出去。
在语言方面，今天欧美地区将茶叫成“Tea”，据说根据闽南语发音而演变来的；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有几百个词汇来源于闽南方言。如Bihen（闽南语米粉）、Hebi（闽南语虾米）、Pansit（闽南语扁食）等。
月港在参与世界大航海时代“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同时，也创造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文明互鉴的不朽传奇。
百年流逝，斗转星移，当年繁盛的港口在明末清初月港曾一度湮没无闻。月港在特殊的形势下应运而生、迅速繁荣，又在悄然间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月港半个多世纪的鼎盛时期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惊鸿一瞥，但其推动的大帆船贸易、白银时代却在世界贸易史与中国贸易史上留下不可抹去的一笔。
不久前，福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把《关于推动福建月港跨国申遗的建议》列入省人大建议督办项目。
近年来，月港历史风貌区保护整治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月港与海丝文化的调研、交流也在相继推动中。
如今，月港在“一带一路”的时代号角下再次被唤醒，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月港正在迎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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