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终极女神。这座位于波罗的海沿岸、涅瓦河口的城市于1703年脱胎于一片荒芜的沼泽，从1712年彼得大帝迁都至此一直到1918年的200多年里，她始终是俄罗斯文化、政治、经济中心。如今，她以辉煌建筑、闪光尖塔、镀金穹顶以及举世无双的艺术藏品吸引全球游客，而当地人喜欢满怀深情地称呼她为“彼杰尔”（Питер）。
历史上的圣彼得堡是革命之都，俄罗斯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在此跌宕起伏，与时代共舞的传奇人物也在此际会风云。从彼得大帝在此建起一座新首都，向欧洲其他国家打开门户；到1905年数万工人游行请愿，在沙皇官邸冬宫遭军队开枪；再到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都是如此。
100多年前，也是在这里，旅俄华工的“政治领袖”刘绍周开启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刘绍周，后用名刘泽荣，广东高要人，1892年出生。与同时代中国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五岁时，随其父刘峻周来到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巴统定居。随着父亲茶叶事业的成功，一家人日子红红火火。
身为长子的刘绍周自幼聪慧，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909年，17岁的刘绍周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1914年毕业后，他来到位于北高加索、风景如画的小城基斯洛沃茨克（位于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库马河畔，地名直译为气泡水城），当了两年中学数学老师。1916年，刘绍周重回首都，选择到圣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深造。
刘绍周为什么重回圣彼得堡，已无从知晓。不过，从历史学家鲍里斯拉夫·博戈亚夫林斯基对百年前这座城市的讲述中，似乎能猜出几分。他是圣彼得堡的一位历史人文学家，对百年前圣彼得堡的风貌、民俗、建筑等颇有研究。通过旅居圣彼得堡多年的老同学黄建民，我知道了这位年轻学者。健谈的博戈亚夫林斯基说，1913年美国《时尚》（VOGUE）杂志曾将圣彼得堡评选为全欧洲最时髦、最有文化的首都。当时，这座城市以其美丽的风物景致、不俗的人文环境，深深吸引着俄罗斯各地的文化群体。
然而，这次重返圣彼得堡（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爱国主义浪潮下，这个有浓重德国色彩的城市名称改为更俄罗斯化的彼得格勒。1924年列宁逝世后，改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过公投后列宁格勒恢复使用圣彼得堡的城市名称），却让刘绍周计划好的潜心求学之路扭转了。在这里，他从一名学生转变为政治活动参与者，进而成为最早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人。
博戈亚夫林斯基是圣彼得堡电视台78频道的常客，曾应邀参加访谈节目“1915年中国华工修建彼得格勒到摩尔曼斯克铁路”。1914年一战爆发后，俄罗斯男人们都上了战场，很多工作岗位不得不用外来劳工接替。1915年，由于建设彼得格勒到摩尔曼斯克铁路的需要，大量华工出现在彼得格勒。大多数华工虽然没什么文化，从事着薪水很低的底层工作，但态度认真、不喝酒，颇受市场欢迎。
博戈亚夫林斯基为我提供了一条线索。经他查证，市区的格拉兹诺夫9号是政府盖的出租楼，是华工聚集点之一，街道名称现改为康斯坦丁·扎斯拉诺夫街9/4号。在当时，整栋楼里住的都是中国人。百余年前有记者深入采访后曾发文报道，称出租楼里居住条件非常艰苦，床都没有，都打地铺。华工工作辛苦，薪水很低，连回家路费都不够。然而，华工跟当地居民之间相处甚安，住在附近的小姑娘们不时给他们送食品，邻居们也竭力帮助这些中国人。
与当地朋友一道，我按图索骥地找到这栋外表十分普通，甚至显得破旧的黄色6层楼房。与景象繁华的城市历史中心区相比，附近街道狭小、凌乱。从位置看，这里邻着先纳亚区，先纳亚因曾经废弃的干草市场得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圣彼得堡的中心。那时的先纳亚是这座城市的脏乱之所，初来城市的穷苦工人和农民汇集于此。
刘绍周1916年重返时，这座城市的华工已经为数不少。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华工更是不断涌入。他们的情况各自不同，其中不乏因战争和二月革命引发的动乱而失去工作的人。这些人来自俄各地，在失去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忍饥挨饿、长途跋涉来到彼得格勒，希望这里的中国驻俄国公使馆能帮助回国。
家庭条件优越的大学生刘绍周与挣扎谋生的苦难华工，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两者之间发生交集，却有一定的必然性。在父亲刘峻周的影响下，刘绍周一直心系祖国、关注时事。
1917年二月革命后，大概3月某天，他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知道大批华工被拐骗到俄国当苦力，很多人受到剥削和虐待，成为“黄奴”。有人失业又回国无望，被迫到处流浪。其中有的华工来到彼得格勒，希望能得到中国驻俄国公使馆的帮助。这则消息让刘绍周震惊，他决定去公使馆找刘镜人公使了解情况。
涅瓦大街是这座城市的主干街道，宽敞而时尚。3月的彼得格勒依然寒风冷冽，地上的雪没有融化，天阴沉沉的，冬日里常见的灰白色让人心情压抑。裹着厚大衣的刘绍周走在这条去往公使馆的必经之路上。繁华的街道旁，猝不及防映入眼帘的是那些正在乞讨的同胞，衣衫褴褛、瘦弱不堪。这一幕深深触动了刘绍周。不久后，这位年仅25岁的热血青年做出了自己人生的重大决定。
在中国驻俄国公使馆，刘绍周从刘镜人公使那里听到的是一番诉苦。刘公使说，他已经多次给北洋政府发电报，但均无指示。送华工回国需大笔经费，公使馆无力承担。由于经费短缺，公使馆也无法就地救济华工。公使馆能做的事情就是为那些没有护照、来馆申办身份证件的华工签发国籍证明书，否则他们无法在此久居。
幸运的是，我的老同学黄建民不久前偶然参加了一位当地作家举办的讲述柴可夫斯基街老故事活动，从中得知这条街百余年前名为谢尔盖耶夫街，其22号曾是中国驻俄国公使馆。于是，在老同学的陪同下，我很快就在市中心的柴可夫斯基街22号找到了当年中国驻俄国公使馆的旧址。
柴可夫斯基街历史悠久，虽比不上涅瓦大街宽敞，但并不窄小，两侧伫立着颇有年头的欧式小楼，古典、雅致。没有22号门牌，但依据两旁分别挂出的20号和24号，我们很快就确定22号的入口所在。
站在公使馆旧址前，凝视着入门处典型的俄式拱形小门廊上的雕花，想象着，当年满腔热情的刘绍周从公使馆出来时，是何等的愤懑。
意识到无法通过公使馆渠道帮助华工同胞后，刘绍周并没有气馁，他开始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寻找解决办法，尽管那时留学生屈指可数。据刘绍周后来回忆，当时算上他和自己妹妹，中国留学生总共只有8个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立刻开展救济华工的工作。
在刘绍周的带领下，这些年轻人分头联络了二月革命上台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国驻俄国公使馆中的热心馆员以及华侨商人。经过酝酿，在彼得格勒创办一个华侨团体来救济华工的想法和思路逐渐清晰。
1917年4月18日，“中华旅俄联合会”在彼得格勒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旅俄联合会规则》，推选刘绍周为会长、留学生刘雯为副会长。选举了15名干事组成干事会。这些干事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使馆官员，有的是侨商。“中华旅俄联合会”，这个由爱国青年自发组织的救济华工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从4月成立到十月革命爆发短短的半年中，在人手少、经费不足、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刘绍周带领联合会成员，为华工事务奔走，进行了大量细致、繁琐、艰难，甚至是危险的工作。
为了解俄国各地华工的真实情况并取得其所受虐待的证据，以便向俄国临时政府交涉，联合会一方面与各地华工，尤其是边远地区华工直接联系，获取详细资料；另一方面，派人进行实地调查，为此还设立了莫斯科分会。作为会长，刘绍周与俄国政府多家机构一再协商，力争改善华工待遇。他还提议修改华工合同，并自己动手起草、统一合同细则。
在安置彼得格勒华工方面，联合会颇有成效。4月间，俄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华工议题，刘绍周作为联合会代表参会。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华工安置委员会，成员由俄国政府各机关、中国公使馆及联合会派代表组成。会议还决定在彼得格勒设立华工栖留所，由市自治会出资7万卢布、联合会出资1万卢布。
5月初，栖留所开始接待“流浪”华工。联合会依据其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有的送回国，有的介绍工作，还将患病华工送市立医院免费治疗。联合会成立了招工所，截至1917年9月，共为1000多名华工安排工作。有的进入工厂，有的打扫城市街道或给住户送木柴等。关键的是，联合会努力帮助华工争取享有与俄国工人同等的权利和待遇。
为了让一些伤残华工免费乘坐火车回国，刘绍周直接求见临时政府首脑——部长会议主席克伦斯基。或许是这位中国年轻人的执着和热情感动了俄国官员，他最后同意拨出专车、免费送华工回国。不过，回国人员必须由联合会担保。统计资料显示，通过这种办法，联合会到1917年9月1日共送回华工1000余人。
刘绍周从无到有建立起联合会，全身心投入到帮助苦难华工的事业中。为此，他放弃了学业。在这一过程中，他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渊博的跨领域知识以及高超的组织协调、沟通和号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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