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街坊邻居，我本着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很爽快地答应了，去帮忙写礼（登记送礼的名字）。

　　没想到，这次写礼结束后扎账，竟然和两年前同一个屋檐下办同样的丧事相比，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也太离谱了吧，令人咋舌呀！

　　两年前，是这家人的老父亲去世。那时，逝者的大儿子在一个县的局级单位当一把手。

　　这位大儿子很能干，10多年前，当兵转业后，被安排在一个偏远的乡镇当普通的干部。

　　渐渐地，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办事能力，从普通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得到提拔，从副乡长、乡长、书记，最后在两年前，一举成为县里一个热门的局级一把手。

　　对于这样的白事，如果是普通人家，自然要是大操大办一场的；但对于这位老人家的去世，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儿子是县级干部，他必须回避很多敏感的问题。但丧事还得办，只不过，承办者是家里当农民的弟弟，讣告上明确注明，“疫情期间，丧事从简，某某人不收礼金”字样，以此表明，若有送礼的，都是农民兄弟的人情，与当官的局长大人无关。

　　那次，他们家同样邀请我写礼。没想到，在疫情不许聚集的严格管理下，在讣告上已经明确申明了局长不收礼金的情况下，依然陆续有很多人前来祭奠。这且不说，我从中午就开始写礼，直到晚上12点钟结束，手都写得酸麻胀痛，礼簿酒写了足足5大本。

　　我初步统计了一下，那些送礼的人，除了亲朋好友之外，剩下的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局长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有十多个不同的年级和班级，每个班级的同学，有三五十人不等，共计有400多人；二是战友 ，有200多个名字；三是局长从参加工作以来，经历过不同单位的同事，有400多人；四是局长夫人的各级同学和同事，共计有400多人；五是其他社会人士，有100对人。

　　这么多人，受疫情管制，来到现场的不到五分之一，但送的礼却不少，大部分送的都是500元，其次就是1000元的居多，剩下的是2000元、3000元不等。

　　如此一来，共计收到礼金150多万元，好在收礼的是银行的亲戚，从银行调来两个现金箱，足足装了近百斤。

　　两天前，这家人的母亲去世后，同样请我写礼。仅仅时隔两年，风水就大变，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除了本就该来的亲朋好友之外，局长和局长夫人的同学、战友和同事，就来得屈指可数了。

　　这次是农民儿子敞开大办，不再受到疫情影响，前来悼念的人，居然是稀稀拉拉的，十分凄凉。

　　即使送礼的人，金额也大幅度降低，送500元的，就算大礼了。共计收到礼金不足10万元。

　　为何仅隔两年，就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原来，在几个月以前，局长出事了，被关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