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2001年12月15日 上午，来到 离我家不到一里路的老红军杨永财家，当我来到他家按响杨老家门铃时，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当我问起他参加红军和长征的情况时，杨老告诉我说：“1920年3月我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第四方面军学兵连当兵，后在工农总医院当通讯员，后调在35团供给部当通讯员，1936年加入中国.

　　1934年从四川出发长征后，三次过草地，三次翻雪山，毛尔盖会议后，中央决定继续北上抗日，将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主席率领一红方面军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和第30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2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及军委一纵队的一部分人员。

　　我在左路军，随部队第一次过完草地后，部队到达了阿坝，张国焘露出了分裂党中央的野心，竟然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和他一道南下，中央提出了批评后，张国焘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他的错误路线，背离中央强行指挥左路军南下，部队被迫返回草地，翻夹金山向成都前进。

　　由于缺少群众支持，加上后勤物质缺乏，最主要是敌强我弱，部队损失很大，在朱德、等人的坚持抗争下，加上红二、红六军团的反对，维护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加上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南下的错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取消了自命的“伪中央”，率领部队北上，1936年,比右路军晚一年多后到达陕北。

　　我记得第三次过草地时最艰苦，部队南下后疲劳不谌，加上后勤保障不力，没有吃的，进入草地后，部队只有挖草根吃，吃先行的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的牛、马骨头，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减员。

　　1936年部队经青海、甘肃、宁夏到达陕北后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了，红军改为八路军。我在129师385旅769团侦察科饲养马。

　　1938年，我到了大行山区，在随营学校学习。当时参加学习的都是17、18岁的娃娃，有190多人。到了1940年学习毕业，我分到129师师部一科地图股做测绘员。后又调去银行印钞票，当时部队在河北省威县印钞票，我任材料股长。但在外面却称是卖馒头的，以免被外面知道我们的工作。

　　1942年，汉奸怀疑我们，向日本鬼子告密出卖我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起来，我将油墨、设备埋藏起来。鬼子抓了我们五个人去，其中四个是当地人，那四个人被保了出去，就押我一人走。

　　我在里面鬼子用压橙子、灌辣椒水等刑法要我承认是抗日分子，我一直不承认，坚持说是做买卖的。党组织找到当地老百姓出面认我是他干儿子，并给钱通过汉奸把我保出来了，才保住了一条命。

　　出来后，我又回到银行工作，接受上次教训，以游击方式，到了晚上才在地洞里工作。

　　1944年我在当地结婚，我爱人村子是模范村，我岳父、爱人都是支前模范，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在山东范县、河南青河等地活动。

　　在1947年进军大行山。1948年随刘、邓大军去大别山，直至南下郑州、武汉、南昌一直从事银行工作到离休。”

　　陈志城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1932年参加革命。

　　起初，在南昌地区范围内从事党的工作，由于党组织被发现，派人四处抓他，没有抓到，上级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派他去了皖南。他随曾山一起到达皖南新四军，他和曾山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皖南事变后，他坚持在苏南抗日、反日伪军的清乡扫荡斗争，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组织上任命他为武南县（现常熟）县长，领导地方人民武装坚持对日伪的战争，在苏南抗战八年取得了胜利。

　　陈志诚讲：“在苏南的抗日战争中，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不像大部队面对面打仗，在一个县里，驻有新四军、伪军、日寇，当年不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我们在苏南八年抗战是坚持不下来的，武进是个鱼米之乡，富庶的人民给了我们新四军很大的支持。

　　抗战胜利后，我们还没有喘口气，又向苏南解放区发动了进攻，新四军被迫撤到山东，在山东平东县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

　　淮海战役后，随二野六纵队九支队南下。在渡江战斗中，我们九支队是第一批过江的队伍，到达江西上饶后，因为我是江西人，就没有随二野去华南，政委就让我留在南昌建立专署任副专员。”

　　陈老先后历任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水利局长。文革后任江西省农业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离休。